现在有的学者专家开始关注远期的情况，政府的方针也在调整。
因为一家小企业往往就是夫妻店，几乎没有雇员。这家公司，总共就几十号人，专攻水族馆的玻璃制造。
1999~2000年我在日本居住时，就看到电视上有专题报道：中国制造的廉价自行车大量涌入，日本自行车厂纷纷被淘汰。那么，岸信介几十年前的话有多少根据呢？我们不妨以今日的后知之明检视一下。另外，中小企业本身缺乏资金，没有足够的资产抵押，在经济危机时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中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第三，这些企业经常靠分包大企业的项目维生，受大企业的影响非常大。
不像雷曼公司那样，一倒闭恨不得把整个华尔街都用坏账给淹死。记得二十多年前读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回忆录，他讲到退任后为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发展的咨询。建设部门出台了对中国各城镇买不起房屋的居民实行廉租房的政策，我认为，这个方案解决的是极少部分人（如３％—５％居民）的住房问题。
首先，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上看，食品消费在居民的支出结构中是逐年下降的，而居住消费在居民支出结构中是逐年上升的。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４５％，粮食产量增加了６０％，而耕地是减少的。未来住房问题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我认为，比粮食问题可能引起的危机，在现代社会更容易积累和发生，政府不易于控制，不易于解决，问题的后果和造成的损失，可能要大得多。但是，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贫民窟在各城市的城管等体制下，根本无法存在。
（见图）二、未来住房供给，是比粮食安全更严重的危机有的学者分析，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中国粮食产量下降的最直接原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而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一方面与耕地面积的下降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等农业政策实施的结果。因此，中国与拉美和南亚国家不一样的是，未来在中国的城市和城镇中会出现大规模的或者租不起住房的人口，或者流动人口长期居住在面积狭小和条件极差的租屋或者工棚之中，或者出现大规模的无业无房人口，在城市和城镇中居无定所的游民可能会越来越多。
房价太高，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住不起房屋的人口，特别要考虑的是，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农民，８０后和９０后的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即使农村中有房，也会越来越多地不再回农村，这些人靠打工解决吃饭问题并不困难，难的是基本上购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因此，对于居民来讲，特别是农村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居民，居住消费支出的压力，要远比食品消费的支出压力大和沉重得多，而且会越来越大。从居民阶层看，出现食品消费困难的主要是低收入户，占城乡居民总数的５％左右，一旦出现食品消费方面的困难，政府需要救助和补贴的家庭比例小，并且由于食品的价值相对住房要小得多，财政负担也较轻。中期看，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规模经营等措施来增加农产品的产出，我们还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农产品加以平衡。
有的研究认为，居民房价收入比应在６—７的区间。我认为，粮食问题并不是想像的那样严重，其安全也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得到保障，而如果对住房短缺和价格攀升不引起重视，不积极解决，危机一旦形成，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我认为，这个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二是中国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远比一些发达国家大，平均起来看，似乎房价收入比在６—７的范围，但是，对于６０％的中低收入者来说，房价收入比在８—２４的范围。
问题在于，如果一个社会８０％—９０％的居民都买不起住房，说明这８０％—９０％都是弱势群体，要么去租房，要么由政府来资助。拉美、南亚一些国家，当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买不起住房时，对贫民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虽然市容景观不雅，社区条件很差，但是使大量的转移人口有了居住的地方。
有的学者认为，高房价是合理的，买不起房应当租房。中国的城市化率比世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滞后１５％左右，其导致了服务业领域发展的严重不足，使农业中剩余了２亿劳动力。
一是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比较高和人口城乡结构已经稳定不同的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阶段，大量需要在城镇购买房屋的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农民工家庭，而中国目前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统计他们的收入，房价与他们的收入相比，２００７年高达１６倍以上，这样高的房价，使农民工永远也进入不了城市，成不了新市民。一、需房者大部分购买不起高价住宅中国的房价是不是很高？有的研究认为，房价和居民收入比应当在３—６的范围，６以上居民购买住房就非常困难了，７以上房地产市场价格就有泡沫了。如果８０％—９０％都买不起房，这种方案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再其次，房价太高，未来将会给中国酿成一场灾难性的社会危机。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住宅短缺，一个国家在短期内，无法以进口的办法来解决。
我认为，其研究对比，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如果一个社会，８０％—９０％的居民都去租１０％—２０％的居民手中的多套房屋，而且由于土地的有限性，房屋的租金会年年上涨，整个社会就会形成１０％—２０％的房主吞食租金、与８０％—９０％的有工作但无资产的阶层并存的格局，从稳定方面来看，这将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社会。
从政府救助和帮助的角度看，住房与食品不一样的是，其价值量要比食品大得多。而天则研究所的研究认为，需要特别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联系起来，即要求确保１８亿亩耕地不许突破。
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保护耕地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一是外部市场的萎缩不仅是短期的，而且有可能是中长期的。这意味着过去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外贸格局将不复存在。扩大内需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它不仅是短期保增长的重要举措，更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是后转型时代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
三是短期内宏观经济逐步稳定。更重要的是，使生产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不断累积。
回看五年，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危机凸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迫切性。总体来说，当前扩大内需初见成效，但这个成效具有浅表性的特征。
二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具体表现为：过去３０年内ＧＤＰ保持接近１０％的年均增长。
第四，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中长期看，我们如果能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切实采取一些大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举措，可以为后３０年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发展型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变化，私人产品过剩而公共产品短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成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５０％左右的高位。
以扩大总量为目标是ＧＤＰ政绩观的基础，如果政府不从根源上认识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且适应这个阶段变化调整政府目标，要改变ＧＤＰ政绩观就很困难。这个调整不仅需要明显提高劳动者报酬在ＧＤＰ中的比重，而且更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制度，使社会公众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客观地说，扩大内需面临的是政策和体制障碍，甚至在某些大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方面尚未破题。与此同时，这次危机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